紅色九月｜隱蔽戰(zhàn)線熊向暉女兒：爸爸甘當革命的閑棋冷子
編者按:
一個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沒有英雄，一個有前途的國家不能沒有先鋒。今天，中國正在發(fā)生日新月異的變化，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接近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實現(xiàn)我們的目標，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
九月，不僅是大自然豐收的季節(jié)，更是緬懷中華民族記憶中，那些英勇無畏、為國捐軀的英烈們的季節(jié)。在這個深沉而莊重的紅色九月，我們駐足回望，心中涌動著無盡的敬仰與懷念。
今年暑假，中華英烈褒揚事業(yè)促進會“紅色文化傳播融媒體基地”組織策劃了紅色文化傳人“面對面”訪談實踐活動項目，北京城市學院國際文化與傳播學部師生在“薪火”紅色宣講團統(tǒng)一安排下連續(xù)對宣講團導師進行深度訪談。
中華英烈褒揚事業(yè)促進會公眾號在九月將陸續(xù)推送專訪報道，永志不忘先烈的犧牲奉獻，激勵青少年樹立遠大理想，賡續(xù)紅色血脈，譜寫青春華章。
熊向輝之女熊蕾講述父親在隱蔽戰(zhàn)線的傳奇故事 攝影/鄧興軍
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隱蔽戰(zhàn)線上，熊向暉是一位“傳奇”人物。他曾打入國民黨中樞要害，長期擔任胡宗南的侍衛(wèi)副官和機要秘書，甘當革命的冷棋閑子。緊急關頭，他兩次將國民黨進攻延安的絕密情報送達延安，先后瓦解和粉碎蔣介石、胡宗南“閃擊”延安的陰謀和行動，保衛(wèi)了黨中央的安全，被毛澤東贊為“一人頂?shù)脭?shù)個師”。
今年8月我們參加了中華英烈褒揚事業(yè)促進會“紅色文化傳播融媒體基地”組織策劃的暑期實踐項目，采訪了熊向暉之女熊蕾，前新華社中國特稿社副社長、高級編輯，聽她講述父親熊向暉的傳奇故事。
為尋求中國共產(chǎn)黨，堅持求學清華
熊向暉，1919 年 4 月 12 日出生于在山東省掖縣（今山東省萊州市）的一個官宦家庭。其父時任掖縣推事，也就是縣長，后來曾任湖北高等法院刑庭庭長、國民黨湖南高等法院的院長 。
當時的社會動蕩不安，土匪橫行，日本侵略者氣焰囂張。
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爆發(fā)，激發(fā)了那一代青年的愛國熱情。但是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讓熊向暉和那一代很多的青年深感失望，于是他開始追求進步，尋找中國的出路。1935 年 12 月9日，一二·九運動爆發(fā)，這場由北平大學生發(fā)起的抗日運動，在全國掀起了愛國熱潮。
身在南京的熊向暉，受到了很大鼓舞。他判斷一二·九運動背后一定有共產(chǎn)黨，就下定決心報考清華大學，目的就是為了找到共產(chǎn)黨。
當時，他在南京讀高中，家在武漢，為了保險起見，他同時報考了 4 個大學。幸運的是， 4 個大學都錄取了他，但父母不愿意他去北平上學，一是北平距離日軍占領區(qū)太近，不安全；二是上清華費用高。
然而，從小就是乖孩子的熊向暉，這一次卻非常叛逆。他堅決表示非清華不去，甚至差點要砸奶奶的佛像。
值得一提的是，他家的房東，恰巧是聞一多的父親，這位老先生平素就很喜歡熊向暉。聽聞這件事后，聞父勸說道：“仗不見得很快就打，清華大學很好，我兒子聞一多就是那兒文學院的院長。”
這樣，在聞老先生的勸說下，父母同意了。
1936 年 9 月，熊向暉入學清華大學。他渴望進步的傾向很快就吸引了黨組織的關注，經(jīng)歷了一系列的考驗后，他在蔣南翔和楊學誠的介紹下，于當年 12 月，一二·九運動一周年時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
甘當革命的“閑棋冷子”
1937 年6月，一二·九運動主要運動主要領導人之一，清華大學黨組織的負責人蔣南翔囑咐熊向暉暑假回家，趁機了解社會動態(tài)。
熊向暉回到家中不久，七·七事變爆發(fā)。后來學校在長沙復課。
同年12 月，上級指示熊向暉不要暴露自己黨員身份，要求他報名參加湖南青年戰(zhàn)地服務團，到國民黨第一軍胡宗南部“服務”，從事秘密情報工作。
這個戰(zhàn)地服務團中20余名大學生，大都是平津一二·九運動的積極分子。該團的組成引起了胡宗南的重視。在武昌，胡宗南親自面試了服務團的團員。
熊向暉因為不同凡響的表現(xiàn)，引起了胡宗南的特別關注，第二天邀請熊向暉父子一起進餐，決定對他重點培養(yǎng)。
在漢口的八路軍辦事處，因周恩來外出，董必武接見了熊向暉。董必武說道：“恩來聽說長沙組織去胡宗南部的服務團，立即要蔣南翔推薦一位秘密黨員報名參加。針對胡宗南的特點，恩來提出備選者的條件：要出身名門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紀較輕，儀表不俗，公開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談舉止有愛國進步青年的氣質，知識面廣，記憶力強，看過一些介紹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的書籍和孫中山的著作，肯動腦子，比較細心，能隨機應變。蔣南翔推薦了你，恩來和我也認為合適。胡宗南一見面對你產(chǎn)生好感，證明恩來的設想完全正確。”
董老接著說：“國共合作共同抗日是現(xiàn)階段的大局、全局。我們從多方面推動、幫助國民黨抗日。蔣介石、胡宗南在抗戰(zhàn)中會不會反共，還難以斷言。恩來經(jīng)驗豐富，主張未雨綢繆，后發(fā)制人，先走一步，現(xiàn)在就著手下閑棋，布冷子。你就是恩來籌劃的閑棋冷子。如果一直閑著冷著，于大局全局無損；如果不閑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
董必武還叮囑道，恩來要熊向暉特別注意三點：一不要急于找黨。現(xiàn)在，只有恩來、南翔和我知道你負有特殊任務；二隱蔽黨員身份，不要發(fā)展黨員，不參與服務團的領導工作，保持不左不右、愛國進步的政治面目，尋找機會推動胡宗南抗日；三在國民黨，對人可以略驕，寧亢勿卑，卑就被人輕視，難以有所作為，但也不宜過亢。
董必武跟熊向暉說：“你已初步取得胡宗南的信任，有了較好的開端，但不要設想一帆風順。你去的地方可能變成龍?zhí)痘⒀ā６鱽砗臀宜湍惆藗€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938年5月，在胡宗南的安排下，熊向暉前往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學習。1939 年 3 月，熊向暉學習期滿，被胡宗南選定，擔任他的侍從副官、機要秘書，成為胡宗南的親信。除處理文電和日常事務外，還為胡宗南起草講話稿。其起草的講話稿短小精悍，盡是豪言壯語，最得胡宗南的賞識。
緊要關頭“一人可抵數(shù)個師”
1943 年5月，共產(chǎn)國際解散之際，蔣介石密電胡宗南要趁此給予共產(chǎn)黨閃電襲擊延安，一舉攻占陜甘寧邊區(qū)，限6月底前完成部署。
行動絕對保密。
胡宗南預定的進攻日期是7月9日。
熊向暉獲此情報，深知其重要性。他及時傳遞給聯(lián)系人，利用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密臺報告給延安。7月4日，朱德明電胡宗南，黨中央及時向外界揭露了這個陰謀，使之襲擊計劃破產(chǎn)。毛澤東獲悉后，大贊熊向暉“一人頂?shù)脭?shù)個師”。
1947 年 1月，熊向暉與戀人諶筱華結婚，蔣經(jīng)國是證婚人。按計劃，夫妻兩個于2月22日在杭州旅行度蜜月，之后熊向暉就前往美國留學。然而3月1日，胡宗南通過保密局找到正在杭州的熊向暉，讓他立刻去南京。3月2日，胡宗南一見熊向暉，就對他說，去美國推遲3個月，要打延安了。因為此次行動“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政治進攻要和軍事進攻同時進行，所以胡宗南讓熊向暉幫助他的政治部準備好傳單、布告、宣傳品，更著重準備一份告陜北民眾書，提出施政綱領，“要比共產(chǎn)黨還革命”。胡宗南還遞給熊向暉一個公文包，要熊向暉倒鎖房門，根據(jù)公文包里的文件，畫一份草圖，中午交給他。
熊向暉打開公文包，里面裝著兩份絕密文件：一是蔣介石核準的攻略延安方案；一是陜北共軍兵力配置情況。
熊向暉照抄不誤。
3月2日晚，胡宗南外出，熊向暉倒鎖房門。再次細細閱讀抄下來的文件，確信自己牢記無誤后，將抄件焚毀，余燼沖入馬桶。
3月3日，熊向暉隨胡宗南和他的參謀長盛文坐專機回到西安。
當晚熊向暉找到他的聯(lián)系人，詳細講了胡宗南進攻延安的作戰(zhàn)計劃及有關情況。為了保密，胡宗南決定待部隊集結完畢后，再下達作戰(zhàn)命令。聯(lián)系人跟熊向暉說，這些情況非常重要，他即報延安。
3月 7日，熊向暉再次找到聯(lián)系人，說胡宗南決定將進攻日期推遲3日。
熊向暉獲悉，此前的情報已經(jīng)呈報毛澤東、周副主席 ，認為很及時、很得用。
3月8日，熊向暉隨胡宗南秘密離開西安，乘專列到了陜西銅川。9日，到了洛川。在洛川，熊向暉了解到胡宗南對各部隊行軍的具體部署，特別是獲悉國民黨保密局給胡宗南配備了最新的偵測無線電臺方向位置的設備及操作人員，正在偵測中共中央首腦機關電臺的位置。他們發(fā)現(xiàn)山西興縣無線電臺最多，由此判斷中共首腦在興縣，并繼續(xù)偵測判明陜北共產(chǎn)黨各級指揮部的位置。
上述新知道的情況很重要 ，關系到中央的安危。但熊向暉不能前往陜西西安面告聯(lián)系人，怎樣把情報遞出去，成了燃眉之急。
熊向暉不會密寫，更沒有任何無線電設備。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他只好違背秘密工作常例，白紙黑字寫在紙上，封入信封，寫上聯(lián)系人的化名，另一封信給他當年服務團的團友潘裕然，請他對附信勿拆，迅交。然后一并裝入綏靖長官公署的專用信封，封好后，上寫西安西大街研究書店潘裕然經(jīng)理親收。潘裕然受過胡宗南的政治“培訓”，以文職人員獲上校軍銜，認識熊向暉的聯(lián)系人。但是熊向暉不知道潘裕然是不是情報工作人員，但知道他誠實可靠，不可能出賣他。
還好，一切順利。
黨中央獲悉此消息后，很快取得了羊馬河大捷，在戰(zhàn)后播發(fā)的新華社社論中諷刺了胡宗南部隊的行軍方式。針對國民黨的無線電偵測，采取電臺靜默3天的緊急措施。
蔣介石胡宗南進攻延安的行動失敗了。
胡宗南徹底垮了。
5月20日，胡宗南對熊向暉說：“這里已經(jīng)沒有什么事了，你還是去美國吧，明天一早就走。”
5月21日，熊向暉離開延安。
此后，他再沒有見過胡宗南。
同年6月，熊向暉去了南京，7月去美國留學。先入密歇根大學，不久獲得俄亥俄州西儲大學獎學金，轉入該校攻讀碩士學位。
1948年，熊向暉獲得社會科學碩士學位。
1949年熊向暉回國，長期從事外交工作。
深入虎潭，最終全身而退。
熊向暉的隱蔽戰(zhàn)線生涯堪稱傳奇。
為動用組織經(jīng)費，感到歉意
熊向暉的執(zhí)著和自律給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熊蕾談起了一件很小的事情。
獲得碩士學位后，熊向暉急切地想回到祖國。1948年末，他得到黨中央指示，從香港入境，然后再到北平。
但是，國民政府給熊向暉一年的獎學金他已經(jīng)堅持了一年半，這時已經(jīng)沒錢了。
熊向暉就去打工，刷盤子，洗碗，干了幾個月，掙夠了前往香港的船票費用。
到了香港，聯(lián)絡點沒變，但聯(lián)絡人變了。
在等待新的指示的時候，熊向暉的那一點兒旅費花光了。
他不想繼續(xù)等下去，就把自己唯一的一部打字機，以及一半的書賣掉，買了開往天津的船票。
等到了天津，下了船，卻沒看到有人接他。
他只好用最后一點錢，買了前往北平的火車票，在前門附近找了個旅館住下。
這時候，他已經(jīng)身無分文了。
幸好，他在報紙上看到蔣南翔的消息，就找到蔣南翔。等到組織上派羅青長來接他的時候，熊向暉很不好意思地說：“你得先給我把旅館的錢結了。”
多年后熊向暉講到此事，很不好意思地說，“這是我第一次動用組織的錢。”
熊蕾提到此事，感慨地說：“他入黨12年，從來只交黨費，沒拿過黨組織一分錢。這回第一次動用組織的錢，竟然還感到不好意思。這在今天實在是難以想象的。實際上，他到香港以后，住宿交通的費用，都可以讓組織來負擔。但是，我爸爸他根本就沒有這個意識，也不計較這個。他們這一代人，為了革命，命都豁出去了，哪能計較這點事兒。”
熊蕾提到的兩件小事，同樣也令人印象深刻。
1982年，熊向暉主動向中央請求，從調查部副部長、統(tǒng)戰(zhàn)部副部長的位子退休。
但是，黨中央覺得他在老干部中尚年輕，又很有才華，應該出來做事。
當年10月9日，熊向暉被任命為中信公司黨組書記、副董事長兼副總經(jīng)理。
熊向暉提出一個要求，就是把工資關系留在原單位，不調過去，因為他覺得中信公司是企業(yè)單位，自己工作不了幾年，不想給企業(yè)增加負擔。
年終獎他也不要。
秘書只好把年終獎給了他妻子諶筱華。
諶筱華起初也不要，后來秘書說放在自己那里不合適，諶筱華才收下。
動亂年代，一些熟悉的老首長走背字兒，門前冷落車馬稀時，熊向暉會登門看望。但是一旦他們重新走上領導崗位，熊向暉就不同他們來往了，說：你們有事，你們找我，我不會去找你們。對他的清華老學長宋平也是這樣。所以一般都是宋平夫婦到熊向暉家里來的多。宋平進入政治局常委后的第一個春節(jié)，他們夫婦又來熊向暉家，臨走時，熊向暉不顧宋平夫婦阻攔，堅持要送他們?nèi)窍隆＜胰硕加X得奇怪，因為父親平時最多送客人到電梯口。熊向暉笑呵呵地對宋平說，我要看看你有沒有一級警衛(wèi)！結果看到樓下只有一個秘書，一輛車，熊向暉很高興地對宋平說：“這還差不多！”
我能活下來，就已經(jīng)足夠了
談到中華英烈褒揚事業(yè)促進會的工作，熊蕾說道，盡管自己參與時間不長，但是覺得這是一項非常有價值有意義的工作。
期間，她談到了一個非常令人動容的故事。
在抗美援朝戰(zhàn)爭中，堅守陣地的人員只剩下了2位，一個是視力受損的戰(zhàn)士，一個是雙腿負傷，無法行走的班長。這位戰(zhàn)士就背著班長，兩個人共用一雙眼，一雙腿，班長指哪兒打哪兒，繼續(xù)戰(zhàn)斗。最后，班長陣亡了，戰(zhàn)士也身負重傷，最終活了下來。
這個戰(zhàn)士是四川人，先是在醫(yī)院療養(yǎng)了幾年，最后，他堅決要求回老家，漸漸就失去了消息。
“后來，我的一位朋友挖掘抗美援朝的英雄事跡，就想找到這個戰(zhàn)士，找了很久很久。直到2005年，還是2006的時候才找到，不過他已經(jīng)去世了，生前在縣民政局做著很普通的工作。”熊蕾說，“我的這位朋友到他家一看，可以說是家徒四壁，全家最值錢的財產(chǎn)，就是一臺黑白電視，門上貼著光榮軍屬的牌子。他的好幾位子女，也都下崗了。”
熊蕾說，她的朋友問他們的子女，說你們對組織有什么要求嗎？這位同志的孩子們說：“我爸爸不許我們向組織提要求。他說，我的那么多戰(zhàn)友都犧牲了，他們什么都沒有，你們畢竟還有爸爸我這條命。再困難，我們自己想辦法克服。”
“像這樣為了國家，拼過命，又不索取的英模，我們應該宣傳他們的事跡，汲取他們的精神力量，而不是轟轟烈烈過后，就徹底忘記了他們。”熊蕾說，“國家設立紀念革命先烈日， 9月30日，是非常重要的舉措。將這個日子定在建國前夕，具有深刻的意義。”她希望紀念烈士能夠常態(tài)化，在英烈的出生地，比如鄉(xiāng)村，都應該有紀念碑或紀念地，記錄那些為國家和人民做出貢獻的人的名字，傳播他們的事跡，讓人們能夠緬懷和尊重他們。
熊蕾老師說：“在未來，我們要繼續(xù)努力，加強紅色文化的傳承和發(fā)展。我們可以通過開展各種形式的紀念活動、建立更多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等方式，讓革命精神深入人心。同時，我們也要不斷創(chuàng)新傳播方式，用年輕人易于接受的方式講述革命故事，讓他們更好地理解和傳承革命精神。”
